新历14年，3月15日，清晨六点，第七区。

天还没亮透。

不是阴天，是北方的春天就这样——天亮得晚。六点钟，天边才刚刚泛起鱼肚白，像有人用毛笔蘸了淡淡的墨，在天际线那儿轻轻抹了一笔。

老科瓦已经醒了四十分钟。

他躺在荣军院的板房里，睁着眼，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。左臂断口处有点痒——老伤，天要下雨。窗外没有雨，但他知道，快了。那痒比天气预报还准。

隔壁床的安德烈在打鼾，呼噜声像生锈的锯子锯木头。他的腿没了，但鼾声还在，中气十足。再隔壁的叶戈尔床空着——他昨晚值夜，现在应该在院门口坐着，用那双看不见的耳朵，替大家守着。

老科瓦坐起来。

穿衣服。用独臂，但动作很快。三十多年了，早就习惯了。先穿左边，把袖管搭在断口上，再用右手把右边的袖子套上，然后系扣子。从上往下，一粒一粒。系到最下面那粒时，手顿了一下——扣子松了，快掉了。

得找周老板买几个扣子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
安德烈还在睡。呼噜声震天。

他轻轻带上门。

院子里，天还是灰蒙蒙的。甜菜地已经翻了土，种子下地半个月了，嫩芽刚冒出头，细细的，绿绿的，在晨风里轻轻晃。他蹲在田埂边，用手摸了摸土。土是湿的，昨晚有人浇过水。他知道是谁——米哈伊尔，那个手被炸掉三根手指的年轻人。他每晚睡前都要来浇一遍，用那两根残存的手指捏着水瓢，一勺一勺，浇得很慢，但每一棵苗的位置他都记得。

老科瓦站起来，走出荣军院。

街上已经有人了。

不是那种战时的匆忙，是另一种节奏——慢的，散的，带着点睡意的。早点摊的炉子生起来了，白烟从铁皮烟囱里冒出来，在冷空气中散开，带着煤烟味和面香。卖豆浆的老吴头正在往碗里舀糖，一勺，两勺，三勺——老主顾的口味他都记得，谁要甜，谁要淡，谁要多加一勺不要钱。

“科瓦叔！”老吴头看见他，招手，“来碗豆浆？”

老科瓦走过去，在摊子前的小马扎上坐下。

“来一碗。少糖。”

老吴头麻利地舀了一碗，端过来。碗是粗瓷的，边上有两个豁口，但洗得干干净净。豆浆冒着热气，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皮。

老科瓦用独臂端起碗，吹了吹，喝了一口。

烫。

但香。

“今天人多？”他问。

老吴头擦着桌子，咧嘴笑了：“多。比昨天还多。你看那边——”

他用抹布指了指街那头。

老科瓦顺着看过去。

街那头，一个卖菜的摊子已经摆出来了。白菜，萝卜，土豆，还有几把蔫蔫的菠菜。摊主是个中年妇女，正在往菜上洒水，让它们看着新鲜点。旁边蹲着几个挑菜的人，有老太太，有年轻媳妇，有抱着孩子的男人。他们挑得很慢，把菜拿起来看看，放下，又拿起另一棵，比较着，掂量着。

“以前打仗那会儿，”老吴头说，“哪有这个心思。有东西就抢，抢到就跑。现在……”

他没说完。

但老科瓦懂。

现在，可以挑了。

可以慢下来了。

他喝完豆浆，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，放在桌上。

“走了。”

“慢走啊科瓦叔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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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八点，第七区杂货店。

周老板正在卸门板。

门板是木板拼的，一共六块，每天早晨卸下来，晚上再装上。他干了几十年，闭着眼睛都能卸。但今天卸到第三块时，手停了。

门板上贴着张纸条。

他凑近看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像小孩子写的：

“周老板，扣子三个。晚上来取。钱在门缝里。——科瓦”

周老板笑了。

他弯下腰，在门缝底下摸了摸，摸出两毛钱。

三个扣子，一毛五。多给了五分，是跑腿费。

他把钱收进口袋，继续卸门板。

门板卸完，天已经大亮了。阳光斜斜地照进店里，照在货架上，照在那些瓶瓶罐罐上。酱油，醋，盐，糖，肥皂，火柴，针线，扣子……东西不多，但摆得整整齐齐。每个瓶子上都贴着手写的标签，字迹工整：“酱油—八毛”、“醋—五毛”、“盐—三毛”。

周老板拿起鸡毛掸子，开始掸灰。

掸到放糖的罐子时，他停下来，打开盖子，往里看了一眼。

糖不多了。

他想起昨天那个老太太，买了半斤红糖，说是给孙子补身体。那孙子她养了三年，爹妈都没了，在龙域战场上没的。

他又想起张天卿。

那个爱吃糖、但一辈子舍不得吃的人。

他盖上盖子，继续掸灰。

门口有人喊：“周老板！”

他回头。

是个年轻人，穿着邮电局的制服，骑着自行车，车后座绑着一个大帆布包。邮差。

“有你的信！”邮差跳下车，从包里翻出一个信封，递过来，“签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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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老板接过信，看了一眼。

信封上写着：“第七区杂货店 周建民收”。落款是：“东南沿海港口建设指挥部”。

他的手抖了一下。

邮差拿着签收本，等了一会儿：“周老板？”

周老板回过神，在签收本上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
邮差骑车走了。

周老板站在门口，拿着那封信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把信拆开。

信纸很薄，上面的字是打印的：

“周建民同志：您提交的《民间投资港口建设意向书》已收悉。经审核，您及您所代表的三十七位民间投资人，符合参与东南沿海港口建设试点资格。请于本月20日上午九时，携相关证件及资金证明，至东南战区司令部（天卿港临时办公区）参加首批港口建设项目说明会。特此通知。东南沿海港口建设指挥部 新历14年3月10日”

周老板把信看了三遍。

然后他把信折好，小心地放进最贴身的口袋里。

他抬头，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。

阳光照在他脸上，那张被岁月和操劳刻满皱纹的脸，忽然有了光。

他老婆从里屋出来，看见他站在门口发呆，问：“咋了？”

周老板转过身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，递给她。

他老婆接过信，看了。

看完，她抬起头，眼眶红红的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她低下头，又看了一遍。

然后她笑了。

笑得很轻，但很真。

“我就说，”她说，“你这辈子，这点出息。”

周老板没说话。

他走回店里，拿起鸡毛掸子，继续掸灰。

但掸着掸着，他哼起了歌。

很老的歌，旧帝国时期的那种调子，他小时候听他爹唱过。

他老婆站在门口，听着他哼歌，听着听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但她在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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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十点，第七区小学。

下课铃响了。

孩子们从教室里涌出来，像一群刚出笼的麻雀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操场不大，只有一个篮球架，一副单杠，一块沙坑。但对孩子们来说，足够了。

小梅坐在教室门口的石阶上，没有去玩。

她手里拿着一个本子，在用铅笔写字。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但一笔一划很认真。

旁边有个男孩跑过来，喊她：“小梅！来跳房子！”

小梅摇摇头：“我写字呢。”

“写字有啥好玩的？”

小梅没理他。

男孩跑走了。

小梅继续写。

她写的是：

“王婶：我今天学了三个字，山，石，田。老师说我写得好。你看见了吗？”

写完，她把本子合上，抱在胸口。

太阳照在她身上，很暖。

她忽然想起王婶的手。那双手很糙，有很多老茧，但冬天给她暖脚的时候，特别暖。

她抬起头，看着天上的云。

云很白，很慢，在蓝天上慢慢飘。

她不知道王婶在哪里。

但老师说过，好人死了，会变成星星。

她想，王婶现在应该在看着自己。

她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跑向操场。

“等等我——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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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午十二点，第七区街道。

午饭时间。

街道两旁的住户，家家户户开始冒烟。不是工厂的烟，是炉灶的烟，细细的，直的，在无风的天空中慢慢上升，然后散开。

空气里飘着各种味道：炖菜的，煮面的，煎饼的，还有一家在炖肉——不知道是谁家，但那股香味飘了半条街。

老科瓦从铁匠铺出来，手里拿着三个新买的扣子。

他走到杂货店门口，往里看了一眼。

周老板正在柜台后面吃饭。一碗米饭，一碟咸菜，一碗清汤。他吃得很慢，每一口都嚼很久。

“周老板！”老科瓦喊。

周老板抬起头。

老科瓦走过去，把扣子放在柜台上。

“钱收到了？”

“收到了。”周老板放下筷子，“坐，吃了没？”

“吃了。豆浆油条。”

周老板点点头，继续吃饭。

老科瓦没走，站在柜台边，看着街上。

街上的人比早上更多了。下班的工人，放学的学生，买菜的主妇，晒太阳的老人。有个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车经过，吆喝声拖得很长：“糖——葫——芦——！”几个孩子围上去，踮着脚看，手里攥着家长给的一毛两毛。

老科瓦看着那些孩子，忽然笑了。

“以前，”他说，“我儿子也爱吃糖葫芦。”

周老板抬起头，看着他。

老科瓦没再说下去。

他转身，走出店门。

周老板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，低下头，继续吃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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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两点，第七区茶馆。

茶馆不大，只有五六张桌子。

但坐满了人。

不是那种喝茶的满，是聊天的满。老人们在打牌，下棋，吹牛。年轻人在谈生意，谈工作，谈将来。还有几个闲人，什么也不干，就坐在那儿，听别人吹牛，偶尔插一句嘴。

小主，

王老师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放着一杯茶。

茶很淡，是那种最便宜的碎茶。但他喝得很慢，很享受。

对面坐着一个人。

五十多岁，穿着半旧的工装，指甲缝里嵌着煤灰——矿工。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，额头上有一道疤，是井下磕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