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只关心她有没有现金，钱藏在哪里，出租屋有没有监控，邻居会不会多管闲事，他动手之后能不能顺利逃跑，能不能清理干净痕迹，能不能不被警察抓住。

至于她是谁，她从哪里来，她家里有什么人，她每天在想什么，她对未来有什么期盼，她的父母是不是在等她回家——

这些，在当年的王海涛看来，毫无意义，毫无价值，根本不值得他浪费一秒钟去思考。

可现在，从赵志国嘴里一句一句说出来的这些简单、普通、平凡的信息，却像一把把无形的锤子，一下一下，狠狠砸在他的头上、心上、骨头上。

“她的老家，在深山里。”

赵志国继续缓缓说道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诛心，“交通闭塞，出门靠走路，种地靠天收，家里条件很苦。她的父母，都是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农民，老实、本分、懦弱、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靠种地、打零工、省吃俭用过日子。”

“她母亲，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，一到阴天下雨，关节肿得像馒头，疼得下不了床，走不了路，常年离不开药。

她父亲，腰受过重伤，干不了重体力活，不能挑，不能扛，只能在家做些轻省的农活，养活一家人。”

“全家的收入，少得可怜。

弟弟的学费，妹妹的书本费，母亲的药费，家里的柴米油盐，所有的开销，全都压在这个刚刚成年、走出大山的长女身上。”

王海涛低着头，长发重新遮住了他的眼睛，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他的肩膀，在极其轻微、却又极其明显地颤抖着。

他好像能隐约想象出那样一个家。

破旧的土坯房，昏暗的灯光，简陋的家具，病弱的母亲，操劳的父亲，还有两个年纪尚小、眼神渴望读书的弟弟妹妹。

而陈雪，就是那个家唯一的光，唯一的希望，唯一的顶梁柱。

“她是家里第一个走出大山、到城里打工的人。”

赵志国的声音依旧平稳，像在讲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，却每一句都带着让人喘不过气的沉重，“出门那天，她妈哭着拉着她的手，反复叮嘱，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别舍不得吃饭，别太累，注意安全。”

“她笑着点头，跟家里人说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活，多挣钱，寄回家给弟弟交学费，给妹妹买新书包，给妈治病。”

“她说，等弟弟考上大学，等妹妹长大成人，她就回老家，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守在爸妈身边，再也不分开。”

“那是她对家人的承诺，也是她对自己未来全部的期盼。”

审讯室里安静得可怕，只剩下头顶老旧灯管发出的细微电流嗡嗡声，和王海涛越来越粗重、越来越慌乱的呼吸声。

小李握着笔的手微微颤抖，在笔录纸上轻轻写下一行字：

陈雪，21岁，家中长女，全家唯一经济来源，唯一精神支柱。

“她租的那间出租屋，你应该还记得。”

赵志国看着王海涛，目光沉静而锐利，“不到十平米，一张单人床，一个破旧的书桌，一个掉了漆的行李箱，除此之外，几乎再没有别的东西。”

“没有空调，夏天闷热得像蒸笼。

没有暖气，冬天冷得像冰窖。

没有热水器，洗澡要烧热水。

甚至连一盏像样的台灯都没有。”

“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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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舍不得花钱租好一点的房子，舍不得花钱买一件超过五十块钱的衣服，舍不得花钱吃一顿像样的饭菜，每天馒头就咸菜，白开水配米饭，把每一分能省下来的钱，全都死死攥在手里，一分不留，全部寄回家。”

“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，是她最高兴的一天。

她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去邮局，把工资大部分汇给家里。

邮局的工作人员，都对这个话不多、腼腆又懂事的山里姑娘印象很深。”

“汇完钱，她会找个公用电话，给家里打一通电话。

电话里，她从来不说自己苦，不说自己累，不说自己住得差、吃得差。

她总是笑着，声音轻快又开心，跟爸妈说，我在城里很好，老板对我好，同事对我好，吃得好，住得暖，你们别担心，照顾好自己身体。”

“她把所有的委屈、所有的疲惫、所有的孤单、所有的不容易，全都一个人默默咽进肚子里，藏在那间狭小阴暗的出租屋里，不让家里任何人知道一星半点。”

“她只是想让家人放心。

只是想让弟弟安心读书。

只是想让妹妹有新书包、新文具。

只是想让母亲能按时吃上药，不再那么疼。

只是想让那个贫困潦倒的家，能慢慢好起来。”

王海涛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像是有一块千斤巨石，死死压在上面，让他几乎窒息。

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，那个在他眼里只是“好下手、好欺负、无依无靠”的年轻女孩，竟然背负着这么重的担子，竟然有这么多的牵挂，竟然对生活有这么干净、这么纯粹、这么让人心疼的期盼。

他更没有想过，他那一夜被恐惧与贪婪支配的疯狂，毁掉的，不仅仅是一个二十一岁女孩的生命，更是一整个家庭全部的希望、全部的光、全部活下去的底气。

“年年春节，她没有回家。”

赵志国的声音依旧平静，却带着一股化不开的悲凉，“不是不想回，不是不愿回，是舍不得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。”

“一张车票，要花掉她好几天的工资。

这笔钱，够弟弟买一个学期的书本。

够妹妹买一整年的文具。